实际上，油画在中国土地上历经百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题材内容、审美情趣、表现方式等方面已经有深厚的本土化价值。中国是油画的一方热土，由于历史积淀与文化选择的缘故，中国的受众之于油画欣赏也已形成了群体心理趋向，他们较能接受写实手法和逼真的视觉形象，有一种唤起现实生活记忆，期待赏心悦目的追求。这种社会群体心理，是中国油画多年以写实为主流的内在动因。在董希文、靳尚谊、詹建俊、杨飞云、王沂东等一代代油画家身上，不难看到，写实已积聚为中国当代油画的一种明显优势。

当代画家段正渠创作的黄土高原，忻东旺创作的一系列平常百姓等，他们的油画作品都没有刻画得很细致，但作品却非常具有感染力和震撼性。原因就是他们十分注重对人物精神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表象的客观描绘上。同样他们如果没有深厚的个人修养，仅凭技术是创作不出这样优秀的作品的。特别是忻东旺的油画《明天，多云转晴》等优秀作品，在表现上没有多么细致地描写，但通过笔触大小、肌理的厚与薄等表现手法，使画面产生节奏的变化，更生动、更具有视觉表现力，凸显出一种精神风貌。中国的油画家们早已认识到，当代油画价值的体现，既在于形式和内容，更在于精神。

在油画的创作中还应注意油画的创新精神、表现手法和个性语言的探索，力争在艺术表现上有所创新，在提高作品的技术含量和艺术视觉效果的同时，画面的表现和艺术探索一定要与画面的构成和精神内涵相统一，使其主题更加突出，画面整体效果才会更具有视觉张力和感染力。

董希文一直很重视艺术的表现力，同时也十分重视深入生活。他说：“即使很有艺术经验的人，一旦关起门来，绘画上总是很快地走下坡路。”董希文以自己的创作，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董希文对中国民族艺术充满自信，不仅表现在对敦煌壁画的深入研究，对油画民族化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早在1956年就指出：“目前还有些美术家不重视中国画，这种思想实质是缺乏民族自尊心（引自1956年2月11日光明日报2版）。”这种分析，是何等入木三分。他对创作十分严肃，深入生活不辞劳苦，曾三下西藏。他说：“一笔下去几乎是要负千年责任。”当年毛泽东主席看了油画《开国大典》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今天，回顾董希文披荆斩棘走过的与人民共命运的艺术道路，是不无启迪意义的。

油画理论界这几年也很关注中国油画自身的特色问题。邵大箴先生认为，“关注人生、关注现实，参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是中国油画最突出的品格；在西方造型体系的观念和方法中，融进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美学趋向，使中国油画具有民族气派，是中国油画最鲜明的特色。”从20世纪中国油画的行程看，这两点确实是体现得较鲜明的，而这些无疑应归属于油画之形式风格层面和精神内容层面范围。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油画家朱乃正则从另一视角作了考察，他注意到，油画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密不可分，“中国油画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后，构建了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油画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经过20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的油画教育经验，我们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油画教学和创作道路”。油画创作中的个性语言主要依靠于艺术家的主观审美来加以选择，同时画家自身的文化修养、喜好、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民族等又影响画家对个性语言的选择，因此需要从作品的精神层面、技法的锤炼两方面来评析油画的个性语言之形成，进而研究其艺术价值。

油画的价值体系是世界的、是国际的。我们已经处于东西方文化合流的历史潮流中，近现代的油画价值体系已包含东西方文化的传统成分。中国已是一个油画大国，要向油画强国的目标迈进还需继续探索和不断创作关切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