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同样令我惊诧的是，中国的大学新生们往往显得天真幼稚，很不懂事。他们无一例外都还处在青春期末期，而在这个阶段的人，其学习能力是有限的。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中国高校占主导地位的教学体系，不能迅速促成这些还极不成熟的新生们的自我人格发展进程；而知识的传授，则不像在真正的大学里那样，倒像在中小学一样，依然是灌输式的。不堪重负的老师们用林林总总的教学内容和作业，使大学生们(他们跟中小学生们没什么两样)也不堪重负。而这一切都让学生们无暇自己通过主动的学习积累经验或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中国，人们似乎不懂“独立学习”这个概念的含义；或者说，恰好相反，他们是在蓄意妨碍学生们独立学习。就“独立学习’’这一概念而言，积极主动地学习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学学习的最有效率的体系。大学学习首要的是自由、老师要教会学生，具有责任感地对待自己的自由。培养只懂专业的书呆子是不够的，要培养具有高度的专业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人才。可惜由于目前的盲目扩招，学生数量激增，老师们已不再可能如孔夫子所言“因材施教”地逐一促进各位同学的天资。

　　在中国，不少新建的设计院系位置远离城区、就像美丽的“世外桃源”，远离社会；于是也就难以培养学生本应必备的社会能力。既然设计的目的不是为设计者，而是为了社会，就必须要求学生们了解、亲近和融入社会。

　　不仅如此，在中国，将来即便再有几十万这类受过这种高等教育的设计师，他们也无法从文化层面上改变中国未来的设计环境，倘若一直缺乏有利于设计教育、相应的社会文化结构。在中国根本缺乏欧洲早在幼儿园就已开始进行的设计教育。这里也没有什么设计和视觉传达博物馆，能让普通百姓都知道设计的一般概念，能解释什么是好的和不好的设计。

　　而且几乎也没有能向人们展示现代艺术发展历程的艺术馆。进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亚文化的发展，还在萌芽状态就已被窒息、被阻断。对青少年的强迫式教育手段和无处不在的监管，无不阻碍着青少年文化的每一种可能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没人教导企业家们．让他们明白“设计”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自然就以为，他们自己就是设计者，从而就把受过专门训练的设计人员仅仅看作执行其指令的帮佣。好的创意和设计因此常常就失败在设计者和客户之间的对话过程中。设计者认为，一旦客户满意了，他们的任务也就大功告成了。大街上的老百姓凭什么要对所谓优秀设计感兴趣并且慷慨解囊购买那些好的设计产品呢，既然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八都对“什么是设计”一无所知?在中国，文化和设计一直都还没有被视为对经济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并得到相应的认同。文化不是奢侈品，也不只是额外开销。文化是存在于整个社会语境中的一种潜能。

　　为什么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们纷纷涌向上海而不是重庆?其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上海的生活水平很高，而是因为，在那里，经济和文化以及工作和娱乐之间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协调发展水平，他们能够在那里理所当然地享受这种协调。只要人们不仅认为，文化只是一种指向过去的东西，而是也承认，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不可舍弃的社会进程，文化环境就将总处于可干预的状态。我很清楚，我对中国设计教育的这一番评述，可能会让我在中国交不到朋友。可是在一些私下的交谈中，我的上述几乎所有论据都得到了有关高校领导、教授、教员特别是广大同学的证实。然而，即使在这类私人交流中，我也看得出来，对于改变上述现状，他们个个都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在他们眼里，本该对上述问题负起责任的人，似乎总是他们各自的上一级领导。而在正式场合，大家都表示：什么问题都没有!!!而我自己受到的教育告诉我，如果人们对所存在的问题都保持沉默，那就永远也别指望问题会得到解决。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说过，必须实事求是。因此，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确证问题之所在。而我之所以斗胆来进行这种确证，正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由此迈出改变上述不良现状的第一步，并借以引发有关人士进行一场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在过去的十五年，我一直致力于改善中国设计教育的质量，现在，我仍然毫不气馁，我更愿意行动起来，并请求所有的人都同样积极地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