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国”，通常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九十年这段历史。但实际上，无论是正史（比如《三国志》）,还是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差不多都会从董卓之乱甚至更早一些说起。因为曹、刘、孙、这三大势力，是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们建国之前就已基本形成。

　　184年黄巾起义后，东汉开始失去政权实体，群雄割据纷争，东汉名存实亡。208年的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在洛阳称帝建魏，东汉灭亡。此后刘备、孙权先后称帝，魏、汉、吴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三国时期结束。266年，司马炎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晋武帝灭东吴，统一南北。

　　在这九十多年间，不知多少风流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这里大显身手叱诧风云，正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姓名，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英武潇洒的周瑜，坚忍不拔的刘备，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想把分裂变成统一，把乱世变成治世，但他们也都是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个历史使命应该由他们自己，或者说由他们所属势力来承担。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摩擦，有战争。

　　那些与历史形象相差甚远的人物

　　大多数人对三国人物的理解都是来至电视和小说中，但那只是文艺作品中的面目，文学家艺术家自我的主张。在历史真相无从考究的情况下，越到后代，就越不靠谱，主观臆想和个人好恶的成分就越多。而文学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是超过历史学著作的，下面就以影响最深远的《三国演义》为例，列出几位与历史形象相差甚远的人物。可曾想过，你心中崇拜或者厌恶的对象，也是被扭曲过的呢？

　　诸葛亮

　　“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这是鲁迅评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时所说。《三国演义》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在赤壁一战中，对诸葛亮接东风描写“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如同巫师。但事实上，火烧赤壁是由庞统献连环计，黄盖献苦肉计。并非诸葛亮之功。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期间的主要功绩，是促成了孙刘的联盟。实际上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在《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用兵如神，迭出险招的描述是不合事实的。诸葛亮的特点，无论是史家的评论，还是他的自我评论，都是“谨慎”。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曹操

　　本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但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作者罗贯中把《三国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深化曹操。历史上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

　　提起这位江东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气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说，不是历史。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耳熟能详但不存在的计策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写的，民间修史则难免见仁见智，或者偏听偏信。因此，魏、蜀、吴三国一灭亡，史书的记载就众说纷纭，学者的见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顾茅庐”和“登门推荐”两种说法；而火烧赤壁，也有黄盖诈降纵火和曹操烧船自退两种记载。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更为这段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历史平添了许多暧昧。而在《三国演义》中为渲染诸葛亮的多智，有很多计策可能都是不存在的。

　　锦囊妙计

　　“锦囊妙计”说的是刘备过江招亲，他本来不想去，已经预料到周瑜会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而诸葛亮则坚决让刘备去，推荐赵云保驾，授与“锦囊妙计”。刘备和赵云到江东后，遇到疑难之事，就依次打开“锦囊妙计”，无不迎刃而解，化险为夷。当然，故事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没有诸葛亮用“锦囊妙计”的事。其实，“锦囊妙计”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发生在曹操身上的“密教”。据《三国志》的《武帝纪》和《张辽传》记载：孙权乘曹操赴汉中进攻张鲁的时机，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当时张辽、李典、乐进等率七千人屯守合肥。曹操早在去汉中以前估计到孙权会来进攻合肥，便写了一道“密教”(密封的指示)，交给护军薛悌，封皮上写着“贼至乃发”(等到敌军到来时，才可以拆开看)。等到兵临城下时，薛悌当着众将的面拆开了“密教”，只见那上面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曹操这样安排的用意是：张辽、李典非常英勇，所以让他二人率军去作战。乐进为人持重，所以让他守城；薛悌是个文吏，所以不让他去率军作战，免得他瞎指挥，贻误军情。张辽等照此办理，终于经过一番拼搏，以少胜多，打退了孙权的进攻。

　　空城计

　　不用介绍相信大家都很了解，这段是三国戏中必会上演的一部，虽然这段不是《三国演义》作者编撰的，但在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被驳回。驳空城计的证据是：诸葛亮屯兵阳平的时候，司马懿官居荆州都督，驻节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阳平战场，哪来的什么空城计？但事实上诸葛亮施展“空城计”也不合逻辑。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对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